这部长篇最显而易见的成功就是它自觉地展示了极其丰富多采的社会生活图景：从城市到乡村，从部长、局长到售货员、家庭妇女，从留学生、文学编辑、京剧演员到厨师、修鞋匠、喇嘛、乞丐，一百年前的神秘传说，30年前的市井生活，正在进行的婚宴，等等，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这在当代小说作品中大约是绝无仅有的。决定作品这种特征的是作家独特的创作心理——自觉的“文化景观”意识和强烈的历史感。作家在小说第19节中说：“一定的生活方式，它所具有的所有细节，便构成一种特定的文化，不仅包括人们的文字著述、艺术创作，而且包括人们的衣、食、住、行乃至社会存在的各个方面”，并宣称小说旨在描写 “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市民社会的特定文化景观”。作家的历史感尤其显然，小说扉页的题辞就是：“谨将此作呈现：在流逝的时间中，已经和即将产生历史感的人们”。文化景观意识和历史感在作品中的具体实践形式，就是对空间性和时间性的注重。空间与时间的交叉构成了小说最内在的结构，这个结构把那些丰富多彩的生活图景统一起来。小说有意识地截取生活的横断面，以展示文化景观的丰富多采，因此注重故事发展的“共时性”，把不同场合发生的故事置于同一个时间内来表现：就在薛家操办婚宴的过程中，张奇林在自己家中接待客人、处理公务，荀师傅正在修鞋，姚向东正在街上徘徊，一群老人正在钟鼓楼下说古道今，郭杏儿正往荀家赶来，慕樱在葛尊志那里讨得了珍贵的邮票后去找部长，……这样就让读者看到，在人生的大舞台上不同角落里人们各自演着不同的人生悲喜剧，从而意识到空间的存在与博大。小说把众多的人物和事件集中在短短的12个小时之中，通过场景的不断转换呈现出来，这种结构方式正是由自觉的空间意识决定的，同时又是为了强化空间意识。如果说空间意识构成了这部小说的经线，那么时间意识则构成了它的纬线。时间意识造成了小说的历史纵深感。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小说取名“钟鼓楼”，叙述的故事也主要发生在钟鼓楼一带，于是，钟鼓楼这种古代报时建筑就作为一种标志着时光流逝的意象，给小说提供了一种总体氛围;其次，小说有意使用卯、辰、巳等古代计时概念，唤醒作为现代人的读者一种遥远的记忆，让读者意识到时间的流逝。其三，在描绘小说中人物“此时此地”的存在状态的同时，也将他们的过去叙述出来。如薛师傅的喇嘛历史，卢胜七的乞丐生涯，詹丽颖1957年的遭遇，等等。其四，小说开头叙述的100多年前发生在贝子府的神秘故事，表面看来与小说主体关系不大，实际上它作为一种参照物，造成了时间的距离，亦即造成了历史感。从总体上看，作家的时间意识所蕴含的，既有历史的沧桑之感和深刻的命运感，又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焦灼与急迫感，小说实际是把时间作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结合现实人生与民族命运，从哲学的意义上来思考。所以小说最后一节专讲“怎样认识时间”，把人物的命运和使命放到飞逝的时光中来认识、评价。在这个意义上时间意识既表现为历史感，又表现为对进步与发展的渴望。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小说独特的美学风格：对原始生活形态冷静、客观的现实主义描写与以自觉的历史文化意识为主要内容的哲学思辩的交溶。由于作家力图描绘“一定的生活方式”、“衣、食、住、行乃至社会存在的各个方面”，因此它对于人物的生存状态，对于四合院、婚俗乃至酒宴上的菜肴的描写，都细致而又真切，充满生活气息。与此同时作家又自觉从文化与哲学的高度对人的存在与社会历史作宏观把握，于是又有了诸如小说开头那种富于哲理性的题辞、小说最后一章对于时间的思辩、以及具体描写中对北京市民生存方式、心理状态的分析，和对于四合院文化意义的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