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达，女，回族。1945年11月26日出生于北京。她的家庭是个珠玉世家。自幼喜爱文学，读书偏爱太史公的春秋笔法，成年后还曾师从史学家马非百先生探古寻源，尤工秦史。曾就读于解放军艺术学院、北京建筑工程学院。1966年大专毕业后，长期从事外文情报翻译工作，同时坚持业余写作。青年时代开始发表作品，1976年后调到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任编剧，开始从事专业文艺创作。迄今已发表、出版小说、报告文学、剧本、散文等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约300万字。她的作品当中，中篇小说《红尘》曾获第4届 (1985—1986年度)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报告文学《万家忧乐》曾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电视剧本《鹊桥仙》曾获全国优秀电视剧奖;电影剧本《我不是猎人》曾获全国优秀少年儿童读物奖，此外，尚有报告文学《国殇》，话剧剧本《秦皇父子》等作品也受到广泛的赞扬。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荣获北京市建国40周年征文文学优秀作品奖、第3届全国少数民族优秀文学奖、第3届茅盾文学奖。她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协会员。

作品鉴赏  这是一个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故事，流畅的文字向读者述说一些人物的命运，读者被他们的喜怒哀乐、生死忧患所感染。作品写了前后几十年三代人的悲欢离合，但没有玩弄什么技巧，而是真正通过人物的命运和遭遇所揭示的性格的悲剧的真实，充满艺术的感染力和魅力，激发人们思考，感人肺腑，作品既有深刻的内涵，又使读者获得很大的审美需求。这部小说在主题上是比较新颖的，也是比较深刻的。它写人物的悲剧命运，注意从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深入人心、约束人们心理世界的教规等方面入手。“在长期极左的思想影响下，少数民族比之汉族人民更多一层矛盾——宗教信仰长期留传下来的种种教规，对青年一代的精神世界更增添了一副桎梏。以前还很少有作品表现出这种极为复杂的精神生活，如新月之死，如韩子奇临死还不胜惶恐，认为有罪，因为他也不是伊斯兰教徒。而最忠实按教规办事的韩太太，实际上是赶走了亲妹妹，逼死了新月，破坏了儿子天星的婚姻，也催促了韩子奇之死，当然她也悲痛，但是她也无法摆脱这种家破人亡的命运悲剧，更无法理解自己对宗教的虔诚制造的悲剧。”作品在尊重宗教自由的前提下，也揭示了宗教偏见给新一代思想情感、道德上造成的某些消极的影响。更可贵的是，“作品不是简单地去否定什么、批判什么，而是通过生活的现象与真实，显示了宗教在历史发展上原有的一些真诚的善良的理念和信念，形成人性方面的一些美好的感情。这就把这种历史的悲剧性的矛盾揭示得更深刻了，更加激起人们的思考。”作者在这部小说中还充分展示了她对宗教、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对文物的丰富的知识，在叙述故事情节的同时，以酣畅的笔墨，对穆斯林信徒的日常生活习惯、婚丧嫁娶风习做了详尽、细致、真实的描绘，还对玉器雕刻等文物行业的行规、行话、工艺流程作了详尽的介绍。作品中的这些部分一方面对细节的真实起了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像百科全书似的，容量大、内含丰富、行文从容，显得作品很丰厚。再有，也在给读者增加了许多知识的同时，帮助读者对小说中人物性格和内心世界有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解。另外，也使得这部本来就是写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品少数民族生活气息与民族性格的特征更加浓郁。这部小说对两个女性个性的刻画尤为成功。“她们在各自不同的遭遇和命运里都展示出来不同性格的特征和内心世界，细腻、丰富、真实，的确扣人心弦。”“韩子奇这个人物也很完整生动。稍感不足的是楚雁潮这个人物性格似乎太单一了一点，个性还不够丰富。也可以说，太理想化了一点。他对新月爱情的忠诚与真挚还缺少一些更深厚的基础——心理与性格上的种种因素是怎样形成的。”这部小说在结构方式上是较有创新意味的，做得也很成功，它采取交叉的模式，分别写两代人的命运。“用电影语言来讲，就是用平行蒙太奇，交叉地表现两代人的命运，但是都是因为在历史的重负(民族、宗教的习俗)之下形成了爱情悲剧，起了相映对比的作用。”这样的结构方式，不仅加强了作品的时代感，而且也通过对比，使得双方命运的悲剧性愈加浓厚，从而也就进一步深化主题，加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作品在表现旧时代时，对旧社会场景的描写、生活气息、社会背景，甚至包括二次大战伦敦的某些生活现象，写得都非常细腻、生动，“可是，对比下来，新中国60年代的时代、社会背景的描绘似乎都太简略了一些。”这是一个遗憾。总之，这部小说以其新颖的主题，独特的结构方式，细致、真实、感人的细节描写以及对人物性格的深刻刻画取得了成功，也赢得了广大的读者。